樊锦诗的小故事(通用10篇)

樊锦诗的小故事 第1篇

“党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梦想，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作为一个身材娇小的江南女子，很多人怀疑樊锦诗的意志和能力，可性格倔强的她，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且秉承了老一代敦煌人“打不走”的精神。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敦煌莫高窟营造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作为人类的文化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和环境都十分脆弱。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敦煌莫高窟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明确的保护方向、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护措施，才能使它得到更妥善的保护。”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在敦煌工作的40多年中，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等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可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狭小洞窟和脆弱的壁画开始不堪重负。如何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了樊锦诗日夜思考的问题。

“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人们应该享受这一珍贵而优秀的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参加了申遗材料的准备工作，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樊锦诗的小故事 第2篇

身为一名从小处在风柔水也柔的江南女子，樊锦诗同样具有江南赋于的特性--温柔，在她的身上小家碧玉的气质展现的淋漓尽致：喜爱漂亮的衣服，说话柔和，如此如诗般的女子却被分配到黄沙漫布，条件恶劣的敦煌，范文网站难道命运如此不公吗?不，不是的，这倒是她蜕变成蝶的艰难一步。难道樊锦诗不想放弃吗?是的，她也曾无数次午夜梦回中穿上绸缎般的衣服与丈夫团聚，但这些问题却折断在樊锦诗的“温柔”上。

“温柔”使得樊锦诗在研究中柔中带刚，兼揉并济;“温柔”使得樊锦诗在决策中顾全大局，循序渐进;“温柔”使得樊锦诗在发展中内外兼收，以退为进。可以说，“温柔”是樊锦诗在敦煌能够坚守的关键，但“温柔”究竟是什么呢?樊锦诗在报告中提到：国家的志愿就是我的志愿!呜呼，“温柔”就是爱国之心所带给瘦弱的她坚守敦煌的原因!前有常先生，后有樊先生，而身为后辈的我们，怀着一腔长大报效祖国之热血的中国青年，这难道不是报国的榜样吗?

所以说，身怀爱国之心，心怀报国之志，不一定非要选择政治家或科技人才，正如樊锦诗所说：“国家的志愿就是我的志愿。”我们应该成为国家需要的人，这也是中国最需要的人，诚哉，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樊锦诗的小故事 第3篇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如果明天就能退休，樊锦诗说：“我将高高兴兴地卷铺盖走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啥时候再回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樊锦诗的小故事 第4篇

樊锦诗事迹概括从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提出多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到“数字敦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具体事迹为：

1、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3、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樊锦诗的小故事 第5篇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许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它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来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樊锦诗的小故事 第6篇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物事业中，在大漠深处一呆就是47年，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已经十分脆弱，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樊锦诗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才智。在工作中，她始终坚持贯彻国家“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她带领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古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文物保护方面，樊锦诗同志和她领导的团队，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我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同志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中始终意识到文物保存环境的重要性，她首次提出将考古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敦煌石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的关系研究，主持申请了国家_项目《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并亲自调查洞窟、崖面现状，根据考古断代第一次提出莫高窟南区中段在历史上有过不同规模的三次坍塌的'观点，并初步复原了历史上崖面原始形态。

她注重安全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以高质量的展陈传播敦煌艺术；提出“数字敦煌”理念，利用数字技术储存和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策划实施了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为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拓展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樊锦诗同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并作为项目负责人，协调有关科研单位，申报并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的科研课题；主持完成了《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该项目也已通过“863”计划专家组的鉴定。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到人们面前，并在敦煌壁画的艺术复原与艺术创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樊锦诗同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按照_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_的原则，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使莫高窟文物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在她的组织、领导下，中外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樊锦诗的小故事 第7篇

“我时常想，是什么让我的老前辈们坚守大漠深处，以毕生心血守护着敦煌文物?是因为敦煌太有魅力了，完全融入到了他们的灵魂和血液中，从而激发出了为之奉献的使命感。”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近日入选“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她在北京接受了中新社记者采访。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是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晶。长达1600多年时间里，古人用智慧营造了一座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樊锦诗自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工作，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守护敦煌文物，让莫高窟“老”去得更慢些。

樊锦诗最初到敦煌，主要是从事石窟考古工作，特别是要做莫高窟考古报告。现在虽已退休，编撰考古报告依然是她生活的重心和牵挂。她表示，编撰石窟考古报告工程浩大，既要解决石窟测绘等技术难题，也要做好报告体例、编排的整体规划。经过多年钻研，融汇了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技术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问世。

她介绍，通过现代科技的运用，报告得以准确呈现石窟各项测量数据，并表现洞窟结构、彩塑和壁画原件、原塑和原绘及重修、重塑和重绘的细节、遗迹空间和时代关系及制作工艺等。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考古报告将石窟资料永久保存下来，就像24史一样。如果有一天洞窟坍塌毁坏，这将是复原的重要依据。”樊锦诗说，考古报告也将推动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无论是艺术、文物保护、人文学科等领域，都可以从中获取详实的.资料”。

她透露，考古报告第二卷将于不久后出版。根据规划，整个考古报告要出一百卷，“这是几辈子的事情”。

上世纪，一句流传甚广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刺痛国人的心。樊锦诗认为，在一代代学者推动下，现而今敦煌学的研究重阵和高地都在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成立了相应的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我认为敦煌学研究最厉害的还是中国。”

“敦煌的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靠的是人”，樊锦诗向记者介绍，为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敦煌研究院全力为年轻人提供发挥才干的平台和学习深造的机会。

“我们不搞论资排辈，谁有本事谁上。年轻人只要有能力，就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做好了还有奖金。”樊锦诗表示，研究院还提供资金支持年轻人继续深造，“坐在莫高窟看莫高窟是坐井观天，凡是与研究院有合作的国外机构，我们都把人送过去。”

与老一辈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相比，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工作环境也有了极大改善。“想要搞研究有很好的实验室，想要作画有很好的画室，想查阅资料有大量的图书。”樊锦诗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使袭击千年的黄沙，远远地停在摩根山后面。 但防砂只是缓解了壁画病害的影响，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当时，摩根壁画和彩色中，已经出现了一半以上的空鼓、变色、脱落等病害，樊锦诗也日趋中心。

为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实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她在进一步思考，如何用更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窗。

与此同时，范锦诗决定通过恋人彭金章的建议拍摄全面介绍敦煌的海报。 工夫无心人，十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自创摩根数字展示中心，发表了010-3010和立体球幕010-3010两部电影。 从那以后，模拟电影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观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游客的参观时间，还可以增加洞穴的装载量，一举两得。

樊锦诗的小故事 第8篇

上世纪60年代初，樊锦诗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曾在敦煌实习，面对那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曾经让她动摇过，“我不想再回来了”，但是，毕业后她还是选择了敦煌莫高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与敦煌难舍难离的情缘?

当生活与工作面临抉择时，她也曾犹豫，也曾彷徨。刚结婚，她和丈夫就面临两地分居，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大西北，北京大学的'老师答应她，3年后就把她调到武汉大学，可是3年又3年，她们夫妻始终没有团圆。她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没有人看孩子，在她去工作的时候，只能把孩子放在家里，每天她回来，听到孩子哇哇大哭，她这才放心，要是听不到孩子的哭声，她就提心吊胆。

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让樊锦诗深深地爱上了这片沙漠，爱上了敦煌。她对丈夫说，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分居近二十载的家庭终在大西北团聚。她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她的工作就是为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管理服务的。

敦煌研究院正在搞数字化，樊锦诗也在琢磨，莫高窟能不能数字化，让游客在洞外看?经过10年的探索与坚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两部电影。

樊锦诗的小故事 第9篇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北平，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被誉为敦煌女儿。

2018年被_、_授予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2019年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并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敦煌女儿樊锦诗也经历过同样的纠结，她把一切看在眼里。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因为她深知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

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莫高精神，其实有16个字：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第一就是守住文化之根。

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眼中，敦煌确实了不起，一千年的古代艺术家的创造，他们默默无闻，给我们留下这么内容丰富的一份遗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年轻人，文物的保护、弘扬、传播和传承，都需要后继有人。让我们共同为祖国悠久的文化尽一份力量！

樊锦诗的小故事 第10篇

莫高窟记录了自十六国，北朝，隋唐等至清朝，近代的兴衰。它记录这王朝的繁盛，记录着文化的交融，记录着清末近代的屈辱。莫高窟像一个阅历深厚的老者，为我们慢慢讲述着这历史长河，这荣辱兴衰。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莫高窟的兴衰与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作为中外交流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莫高窟大量的壁画中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

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后日本，俄国，美国都曾盗窃了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

藏经洞的发现是因王道士，损毁也因他。藏经洞内文物的遗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忘怀的。这屈辱的教训更加让我们自强自立。

飞天壁画

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

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事融合为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它是不长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云而不依靠云，主要凭借飘逸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飞天壁画虽然人物不带翅膀但从其飘忽的衣袖，人物轻盈的`姿态，婀娜的动作即可感觉到其飞翔之感。这也与中国传统的绘画特点形似相符合。

敦煌飞天舞就是根据其壁画上女子的人物形象，动态，衍生出来的一种飘逸自然的舞蹈。有机会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除南北大像是依山而建的石胎泥塑外，其余多为木架结构。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最高米，最小仅2厘米左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17窟唐代河西都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有持杖近侍等，都惟妙惟肖，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中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莫高窟中沉淀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藏着无数人的心血结晶。“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将青春热血洒在了护卫敦煌莫高窟的事业上。而今的我们也应感悟莫高窟的精神，守护中华文化之瑰宝。